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占世界总规模的比例达到20%，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第一大国。毛入学率也已达到54.4%，意味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但相对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因长期受计划经济的体制束缚，精英教育的思想影响，以及工业社会的教育理念和环境局限，在管理模式、培养模式、师资能力和条件保障等多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匹配性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高等教育要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需要应对社会环境的若干重大挑战，努力跨过以下三道门槛。
第一重门：
高等教育要解放思想，跟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步伐
改革开放给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也给高等教育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发布，拉开了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序幕。此后，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又经历了高校合并和大学扩招这两次重大改革，对高等教育的布局结构、高校招生及人才培养产生了重要影响，极大地推动了高等教育由精英化转入大众化，进而迈向普及化的发展进程。
值得注意的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党的十九大再次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也进一步确立了以市场为导向是保证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和主流趋势的重要认识。
然而，飞速发展的市场经济与长期形成的计划经济思维惯性之间的不可调和，成为制约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一大挑战。计划经济长期以来在我国各级各类学校管理中的影响过于深厚，高等教育从高考招生、专业设置、教学管理乃至后勤保障等诸多方面，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一定程度上拉低了老百姓对高等教育的满意度。我国的高等教育虽然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贡献，但高等教育自身仍没有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例如：这些年不断推出的高考改革新政策。高考改革不能只改革考试，只考虑便于大学计划招生的选拔录取。高考改革要有利于高考前各年龄段学生的成才；高考改革要给学校、家长和学生一定范围的选择权，不能逼着学校招，也不要强迫学生上；改革后的新制度要保证考生选择权的机会公平。高考改革既要改革考试，更要改革招生制度，如果只把重点放在考试科目、考试次数、各科分数权重和计分方式的改革上，难以改变应试教育和一考定终身的弊端。
全国高考时间统一，但各省试卷不统一，各省招生计划指标人数和录取分数线单独划定，录取计划比例不均等造成不同省份考生上大学的机会不公平。高考改革的重点应放在招生制度的改革上，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从根本上改变现有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招生计划指标制度，设计出适应社会发展并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对培养人才需求的招生制度。
再以教学管理的学分制为例。改革开放前，为适应计划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我国高校普遍实行的是学年制，强调大学学习的计划性和统一性，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自主选择和个性发展。为了解决学年制的弊端，更好地培养创新性人才，改革开放初期就有少数高校率先尝试，探索学分制教学管理模式。此后随着社会经济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推行学分制改革，带动了主辅修制、双学位制、第二学士学位制等教学管理制度的相继推行。
客观来看，目前学分制改革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其原因也比较复杂。有的是受师资队伍限制，“因人设课”现象普遍存在，无法开齐需要的课程，不能给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指导，难以保证真正的因材施教；有的是受到教学资源的限制，如学校教室资源和宿舍资源紧张，无法提供课程供给率和开课率，很难保证学分制模式下的个性与弹性学习需求。不少高校在人力物力和教学理念的多重局限下，打着学分制的改革旗号，却沿袭学年制的传统模式，将学生培养进程和相应课程人为规划好，过于强调学分的任务性，而忽视了人才培养的个性化与创新性。
学分制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高校要充分解放思想，以学分制改革为抓手，更新管理理念，完善发展条件，创新教学手段，提升教育质量。要真正以学生为中心，推行更加灵活的管理制度，加强人性化管理。要采取适应学分制的弹性学制，学生可以提前毕业，也可以延期毕业。为了推动学分制改革的进一步发展，高校不要仅仅依赖政府财政拨款，而应通过多种方式筹措发展经费，招揽管理人才，储备优秀师资，同时改善教室、图书馆、网络等保障资源，以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
与此同时，政府主管部门也需要扫清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设定有效的政策和规则，保障高等教育各类发展要素的合理配置和顺畅流动。尤其注意的是，大学也要能升能降，有准入有退出是基本的市场规则，所以针对能力不足、效率低下、质量堪忧的高校，要有严格的淘汰机制。科学的淘汰机制是保证质量的重要前提，各行各业都有必要的淘汰机制。为了保证毕业生质量，大学制定了淘汰学生的标准；为了保证教学和科研水平，不少大学也制定了淘汰教师的办法。为了保证高等教育质量，国家相关部门应该制定淘汰大学的规章制度。
第二重门：
高等教育要转变精英教育观念，遵循高等教育普及阶段的发展规律
按照国际教育界的共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5%以下时属于精英型教育，15%-50%为大众化教育，50%以上为普及化教育。从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增长态势看，2000年仅为12.5%，2002年超过15%，2019年则提高到51.6%，2020年达到54.4%，这意味着我国在20年时间内，迅速完成了高等教育从精英阶段到大众化阶段的过渡，进而跃升至普及化阶段。当大学不再是供人们仰望而成为多数人必须时，再集中资源为少数人办几所精英大学，有违社会公平原则，会受到很多人的诟病。
当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公民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公平和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指标。高等教育结构将更加多元化，以适应社会发展多方面的人才需求，学习与生活之间的界限也将被打破，大学入学标准也将相应发生变化，生源知识结构的多元性和生源质量的差异性将加大，教学质量的评价方式将发生改变。但因为强大的思维惯性，社会各界对高等教育的认知多多少少还停留在精英阶段，并没有因教育阶段的不同而发生根本转变。
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学生能在毕业后直接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压力不断增大，用人单位对大学毕业生的满意度评价有所下降。但另一方面，很多家长还固执地认为孩子上了大学就一定要当教授、公务员、企业高管，不少大学生也还自认为是“象牙塔”里的“天之骄子”而放松了自我奋斗，甚至不思进取、得过且过，觉得上大学就是混日子、混文凭。
因而，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发展现实与长期精英教育的思想观念之间的落差，是制约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又一重大挑战。顺应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转变思想观念，校准社会预期，提高教育质量，推进教育公平，是我们在高等教育普及化新时代需要抓紧补上的一课。
在观念上，我们要基于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分类发展的特性，从学术型和职业型的不同培养方向上正确认识教育质量。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并不排斥精英教育，此阶段的精英教育不仅是指着力培养国家所需的高层次学术型人才，也是指要精心打造既有一流管理又有一流学科的精英型高校。打造精英高校的目的，不是要培养少数人，而是给国内更多高校做出示范，成为模仿学习的对象，以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的整体质量。
在措施上，我们要创新实施符合社会主义市场规律，适应高等教育普及化特点的教育教学管理机制。例如，高校可以用好经济手段，在适当提高学费的同时加大奖励手段，激励学生珍惜学习机会。因为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偏低的学费不仅会增加国家教育投入的压力，也可能会助长一部分同学的惰性，使得教育的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从效果来说，高学费配合高资助是比较理想的组合模式。这里的高资助，一方面是指家庭经济承受能力低的学生经认证后享受高资助，另一方面是指对学习成绩好的学生给予高额奖学金。
再如，高校可以将学位体系与学习评价挂钩，根据学习成绩发放优良中差不同等级的学位证书，刺激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长期以来，在我国高校严进宽出的管理模式下，有些大学生觉得，无论学习成绩高低，毕业后大家获同等学位，拿一样的证书，既然这样还不如心安理得地混日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高校可以根据学生的成绩等次在学位证书上通过颜色或者等级进行标识，让用人单位通过证书的不同一眼就能看出哪个是勤奋学生，哪个是不够努力的学生。此举将在学校差别之外，给大学生又增加了学业等次的标签，一定程度上激发学生的学习内生动力，实现更深层次的教育公平。
高等教育要转变办学理念。从公平与效率兼顾讲，进入普及化教育阶段，大学是培养“群英”的地方，大学要多样化发展，以适应不同人才的成长需求和不同行业的用人需求，把精力放在提高教育质量上。在工业社会，好大学可能有利于就业，但与能否成为时代精英关系不大，精英是时代机遇，个人聪慧和选择等多种因素造成的。不少人吹捧民国时代的大学如何好，实际情况是，民国时代的大学只有少数权贵子弟才能上，有文化知识的人就很少，能上大学的人寥若晨星，他们上了大学后就必然成了那个时代的大师和权贵，并不是因为当时的大学办得如何好。
第三重门：
教育要主动融入信息社会，早日实现教育公平
从公平角度讲，机会的提供与获得来源于社会公平，而教育公平又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所以促进教育公平已成为新时代国家的基本教育政策。所谓教育公平，主要有以下三方面体现：一是公民受教育的机会要公平，能给大家选择的机会；二是受教育的过程要公平，上课不能歧视任何学生，学习环境条件不能区别对待；三是考试评价的结果要公平，如学生考试不能作弊，老师判卷不能偏心。但社会形态决定教育形态，教育公平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很难实现，但在信息社会就相对容易。
从资源角度看，教育有四大要素，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物资和教育内容。在农业社会，所有的教育要素是集中在教师个人身上，教师垄断了知识，私塾就是典型形态。到了工业社会，四大要素集中在学校，实现了教育的规模化和教学的标准化，就很难兼顾个性化的需求，学校在一定程度上垄断了知识，因此难以体现教育公平。而在信息社会，所有的教育资源都集中在大平台上，没有人能够垄断知识。平台上有很好的老师、教学效果好的课程供人们选择，其大规模、灵活性、个性化更有助于促进真正的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
从成本角度看，在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里，技术的提高会使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的生产成本大幅度下降，消费价格大幅度下降，广大老百姓得到了实惠。但由于师生比例没有下降，教学效率并没有提高。所以，从经济学视角来说，几千年来，教育成本从来没有下降过。但互联网与教育教学的融合，优秀的课件可能会有成千上万的学习者，教师数量明显下降，会使教育成本大幅度下降。
从技术角度看，技术发展会带来教学工具、学习工具、考试评价工具的改变，也带来课堂的形态和结构的改变。让我们看看当今科技的发展的三大特征：一是科研的深度和广度远超以往，原始创新的活动和动力被充分激发；二是科技发展的速度极为迅猛，知识创新和技术发明日新月异；三是从科技发明到生产出产品和市场应用的周期越来越短，成果转化加快。这三点决定了人类文明在飞速发展，对未来教育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但这种影响的快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社会尤其是教育领域从业人员对信息技术的态度，即到底是被动接受还是主动求变，这也是教育迈向信息社会遇到的最大挑战。客观地说，如今在生产、生活、商业、传播等很多方面，人类都在积极适应信息社会形态，但学校、班级、教室、校园等呈现的还主要是工业时代的教育形态，无论是中小学还是大学。如果不是新冠肺炎疫情，人们不会如此深刻地理解何为教育信息化，也很难想象在线教育竟能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教育系统从业人员不能只被动应付，主动融入信息社会是当务之急。
信息技术对教育变革的促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学习模式的变化，主要体现于时间的碎片化和学习的灵活性，选择内容的多样性；二是教学方式的转变，即从传统的单向知识传授变成互动式教学；三是学校形态的变化，比如MOOC、云学校、翻转课堂等，将导致现有师生关系、管理模式、教学组织方式的改变，进而重构学校的生态方式。
大学的形态正在逐渐发生变化。在信息时代，今天所谓的公共课程和已有的成熟知识都靠互联网传播，大家甚至已不需要到学校去上课了。留学的概念也将发生改变，有了互联网，在中国就可以学习全世界的课程，同样，世界其他国家的学生不来中国照样可以学习中国老师讲的课程。由于知识传播的功能逐步由互联网取代，未来大学可能会成为研究院和考试院，变成以知识的产生为主的机构。相信在不远的将来，随着大学功能的根本性改变，教育公平将不再是制约中国教育和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
教育要适应时代的发展，要积极融入信息社会，主动参与并服务于社会变革。除了专职教育信息化人才外，是否拥有大批掌握并能应用现代信息技术的教师是关键。由于我国教育资源长期发展不均衡，教师水平参差不齐，不少老师并没有看到教育信息化与教学融合的必然趋势，依然沉浸在传统教学模式中不能自拔。但是，技术的发展和资本的贪婪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我们只能转变观念。
如果我们不能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脚步，我们至少应该紧跟人类文明进步的步伐。
（来源：江苏高等教育网；作者：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 李志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