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筑创新共同体 深化产教融合的核心机制

长期以来, 受体制机制制约, 产教融合存在着“学校热、企业冷”的现象, 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内生动力不足, 参与积极性不高, 校企合作没有建立长效机制, 校企协同、实践育人、协同创新的模式没有真正建立, 产教深度融合发展的格局尚未形成。深化产教融合, 就要抓住问题的关键所在, 必须从根本上破解产教融合所涉及的深层利益协调问题, 建立以创新链为主线的产业链、人才链、教育链的协同发展共同体。

共同体概念源自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哲学家斐迪南·滕尼斯提出的纯粹社会学的概念。在其成名作、经典的社会学文献《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 滕尼斯定义了“共同体”的概念, 即通过某种积极的关系而形成的群体, 统一地对内对外发挥作用的一种结合关系, 是现实的和有机的生命组合。由个体意志决定的、相互发生关系的群体是共同体的基本条件, 对内对外发挥作用是共同体的功能, 现实的和有机的生命是共同体的本质。可见, 共同体是基于主观和客观上的共同特征或目标而组成的团体或组织, 其形成的基础是利益和价值的共识。社会交换理论也指出, 交换的双方必须要处于基本对等的地位, 有基本对等的收益, 这样才能使双方有进行资源交换的动机, 也才能使交换行为发生并重复发生。在产教融合中, 如果认为大学与产业、大学与政府、大学与社会公民 (组织) 之间的资源输出是单向的或者目标分歧重大, 则各主体之间就无法持续保持共同体关系。在现实条件下, 大学、产业、政府和社会公民 (组织) 遵循不同的制度逻辑, 需要保持各自的组织身份, 难以在所有维度上均保持目标的一致。因此, 我们有必要对“产业—政府—大学—社会组织”创建共同体的可能性进行深入分析。按照“组织身份 (Organization identity/identification) —资源/能力基础 (Base of resources/capabilities) —创新生态贡献 (Contributions to innovation ecosystem) ”的分析框架 (the O B C structure) , 对“产业—政府—大学—社会组织”共同体中的各方特征进行归纳和整理 (如表1所示) 。

表1“组织身份—资源/能力基础—创新生态贡献”分析框架

通过“组织身份—资源/能力基础—创新生态贡献”分析框架, 可以看出, 开放科学时代的各创新主体之间, 由于各自的组织身份不同, 追求不同的价值主张 (value propositions) , 同时, 各主体之间存在价值共享空间, 可以建立价值共同体。在此基础上, 形成“产业—政府—大学—社会组织”创新共同体, 以共同利益契合点作为切入口, 并立足于各自专有的有价值的、稀缺的、难以模仿和难以替代的资源和能力, 通过资源和能力的互补形成共同体, 对创新体系作出贡献。培育价值连接点, 形成创新共同体

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联合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于2016年5月启动“数据中国百校工程”产教融合创新项目。项目旨在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方式共建集人才培养、科研创新、应用服务于一体的大数据平台, 在推动高校转型的同时服务区域大数据产业, 支撑和服务国家大数据战略。目前, 申报院校数量约200所, 入选院校73所, 其中已通过验收院校23所, 服务在校生近6000人, 覆盖全国13个省份。项目坚持以新模式和新机制实现价值创造与共享, 建立价值共同体, 打造产教融合的创新生态 (如图1所示) 。

学校、企业、政府和社会公民 (组织) 分属于不同的制度领域 (institutional sphere) , 多方持续合作的不断深化需要有良好的运行机制和体制保障, 同时要充分满足相关合作主体的组织身份和利益诉求。

“产业—政府—大学—社会组织”育人目标的同一性, 能较好地实现各合作主体的组织身份认同和各自利益诉求。因此, 培育“产业—政府—大学—社会组织”共同体中的价值连接点首先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共同体首先是教育的共同体。教育共同体表现为终身教育视野下有大教育观特征的家庭、产业、学校和社会的联合, 使更为广泛的社会成员成为教育的主体, 每一个公民都是教育者。

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在启动产教融合项目时, 特别强调要加强校企协同育人机制, 为各方合作奠定了基础。具体各自分工如下: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通过搭建平台, 为各方合作提供了制度保障;学校根据不同产业集群特点、专业群特点及不同类型人才培养途径的差异, 通过构建校企协同育人关系推进校企深度合作;中科曙光作为国家信息产业的龙头企业, 在高性能计算、大数据等领域已经稳居国际领先水平;瑞翼教育作为产教融合领域内专业化的服务型组织, 专注于前沿科技产业应用创新人才的培养。

同一的育人目标作为初始推动力, 为形成“产业—政府—大学—社会组织”共同体提供了价值连接点。而新生的共同体通过生态化的合作平台来整合各方优势, 完成了各自“单打独斗”不能实现的社会服务功能, 在社会服务维度上实现了价值增长, 发挥了知识和人才的“乘数效应”, 并通过共建共享机制取得了经济和社会价值回报。因此, “产业—政府—大学—社会组织”之间通过连接而产生的更为强大的社会服务功能, 催化、巩固和强化了“产业—政府—大学—社会组织”共同体的地位和形式。

具体而言, “数据中国百校工程”项目基于学校学科或区域优势, 开展某一行业领域的大数据研究和应用, 创造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同时, 突出教育价值的创造。本项目遵循国际工程教育认证的精神和国际工程教育模式OBE (基于学习产出的教育) 的要求, 引入VIP (垂直整合项目化) 教学模式, 通过大数据超级平台将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融为一体, 实现了人才培养流程与行业运用过程的全链条无缝对接, 为“新工科”专业人才培养提供了可复制和可借鉴的模式。此外, 体系平台也突出了自身的价值。平台化的优势是利于资源的汇集, 该项目吸引并汇聚了来自地方政府、顶级高校、高端科研机构、行业领先企业等“政产学研用”各方资源, 逐渐实现了教育链、产业链、人才链、创新链的全链条覆盖, 在汇聚教育、创新等要素的同时, 不断实现了平台自身的增值。最后, 在不断创造价值的同时, 项目各方根据事先约定的权利义务, 充分实现平台共享、数据共享、资源共享、人才共享、收益共享。

产教融合的目标是重塑创新链, 建立知识创造共同体。所谓重塑创新链, 是指打通基础研究、实验开发到工程化、产业化推广应用的过程, 理顺各创新主体在整个过程中的衔接、合作和价值传递关系, 这也是实现知识在整个创新活动中传递、转化和增值的过程。在“数据中国百校工程”项目中, 各类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中产生的数据都具有研究价值, 院校借助产业界数据资源, 可以加强公共知识的生产效率, 较快地在公开刊物上进行发表研究成果, 在知识优先权的竞赛中占得先机;而合作企业因为邻近性, 可以在第一时间内获知高校的公共知识成果, 并根据技术需求进化二次开发, 强化以大数据为基础的应用研究, 并以专利制度来巩固自身专有的技术竞争优势。

传统的“大学—产业”的校企合作模式、甚至是“产业—大学—政府”三螺旋模式, 由于缺乏生态化的运作机制支撑, 其规模和影响力难以形成, 而且往往因为组织文化冲突和偶然外部冲击, 不具有共同体运行的稳健性。而“产业—政府—大学—社会组织”创新共同体模型, 由于实现了人才培育、社会服务和知识创造等功能的叠加增益, 使得共同体比三螺旋模型更加具有聚合力, 更加契合开放科学时代的现实特征。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坚持以“汇聚创新要素, 推动教育变革”为核心使命, 把搭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平台作为重要突破口, 从产教融合的角度来定义“产业—政府—大学—社会组织”创新共同体, 创新地设计了“平台+高校+技术领先企业+服务型组织”的生态合作模式, 建立了在产教融合“四位一体”架构下, 以价值创造与共享机制为核心, 以协议形式缔约建设的多方参与、协同推进、开放融合、互利共赢的利益实体, 陆续推出了中兴ICT产教融合创新示范基地、数据中国“百校工程”项目、“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产教融合促进计划等一系列战略性新兴学科专业领域的引领性产教融合项目, 覆盖了全国近300家院校, 形成了产教深度融合的体系化运作机制, 初步构建了教育创新生态自我演化系统。

在开放科学时代, 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设计和推出的引领性产教融合项目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其根本动力是建立了价值创造与共享的“产业—政府—大学—社会组织”创新共同体, 从培育价值连接点开始, 逐步拓展资源的共享面, 通过挖掘共同体的增生价值来强化聚合力, 并逐步克服由来已久的制度逻辑冲突。共同体建立的全过程, 要坚持价值导向, 只有尊重投产/产出相平衡的社会交换原则, 以价值共享机制激发创新活力, 才能逐步构筑共同体的生态优势,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来源：《中国高等教育》2019年第10期，第16-18页；作者：教育报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 刘志敏 张闳肆）